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

断，对于研究近代华北人口变化是极富意义的。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是咸丰初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而华北人口的转折点则是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
　　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

　　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　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山东青州饥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中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毙……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

　　直隶灾情极广，仅河间一府就有灾民200余万，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为死里求生，武强、霸州、通州等地灾民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粮斗争（注：参见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6-97页。）。

　　“丁戊奇荒”致使华北地区人口大量耗减，晋豫两省尤甚。据清户部清册，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仅存10744000人，净减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急剧下降到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万（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在某些重灾州县，“有全家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人十毙六七”、户口减2/3的类似记载，可谓俯拾皆是。大体而言，经“丁戊奇荒”，华北四省人口减少约700万，是为灾前山西全省人口的1/2。

　　光绪初年的特大灾害后至1949年前，整个华北地区的人口又处在缓慢增长的过程中。清末户口统计时，直隶全省人口为26721358人，山东为29556688人，山西为10099135人，河南为26109931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四省合计92487112人，仍未超出光绪元年的人口数字。民国以后，无论是清末警察系统的人口登记，还是30年代保甲机构的人口统计，都存在着严重不实的现象，何炳棣认为，这是中国人口统计史上的“真空时期”。珀金斯明确指出，“凡是考察过1851年和1953年的人口调查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两套各自为政独立完成的资料之间有广泛的一致性。这种看法不仅适用于人口总数，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各省的数字。”（注：〔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277页。）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河北人口总数为35984644人，山东48876548人，河南44214594人，山西14314485人，四省合计为143390271人。若与咸丰元年或“丁戊奇荒”前比较，除山西一省外，其余三省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反观咸丰以后江南各省区的人口发展，江苏、浙江、安徽以及江西、湖北、福建均未超出咸丰初年的水平。由此可以断言，咸丰朝以后，直至1949年前后的一个世纪中，江南地区人口在下降，而华北平原人口则在迅速地增加。

　　二

　　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在人口数量消长的基础上展开的。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发时间早，人口相对集中，因而自古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就征发数十万人越南岭、征越族，在岭南地区建立郡县，这可以视为北方人口南迁的先声。至西汉后期，华北平原地区人口集中，而长江流域人口却相对稀少，江南虽开发困难却易于维持生计，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大而言之，自秦汉至元末，华北地区的人口南迁出现过三次高潮，即西晋永嘉年间、唐安史之乱后和南宋靖康年间。这三次南迁高潮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均在百万以上。葛剑雄先生明确指出：“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页。）时至明代，南方地区不仅再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华北移民，而且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找出路了，中国人口流动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主流是本区域内的自迁，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混乱的局面，先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继则朱元璋出兵江淮，举师北伐，收复中原，北定京都。加之元末以来，中原地区灾荒频仍，水旱并袭，致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则风调雨顺，天灾人祸很少波及，是一个相对人丁兴盛，安定繁荣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万余，河北人口189万余，而山西则有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人口之总和（注：《明太祖实录》卷1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则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注：《明太祖实录》卷193。）当时，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之县，且地处交通要道，以此作为迁民的重点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据载，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胜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广胜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成为移民外迁的集中地，于是便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来世代相传、绵延神州的民谣（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碑刻、族谱、传说等极为丰富。详见张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从明代山西移民的迁出地来看，除洪洞而外，平阳、太原、泽州、潞州、辽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迁出。而移民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鲁三省。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河南府、汝宁府、南阳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东之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另外，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也吸收了不同数量的移民。

　　清代以来，全国人口总数迅速增加，内地大有人满之势。与历史上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流向不同，这时大量内地人口开始向东北、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区迁移，形成了内地向边疆扩散的移民浪潮（注：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