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土地集体所有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社会转型
土地制度是中国物权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农村土地制度更是重中之重，它关系到中国8亿多农民的切身利益，关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合理化的物权法构造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成为了显学，这是可喜的局面，说明我们的学者已经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了极大的关切。但是，理论研究需要理性，各种创新的理论和观点固然可喜，但是我们更应该将农村土地制度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思考，并充分考虑8亿多农民的切身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设计出合乎理性，有利于中国广大农民，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物权法律制度。
物权法的基本范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静态的物权关系、动态的物权关系和保护交易中的第三人，本文试图谈谈关于农村土地物权的静态关系，主要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所有权问题和用益物权问题，
一、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
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一个目前争论较多的问题。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个人的观点。 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五种：（1）完善集体所有权，确立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2）应该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3）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个人所有权；（4）部分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三者并存；（5）以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为理论基础，建立农村土地的复合所有制，认为国家和农民都是农地的所有者，他们都对农地拥有所有权。对此我认为从我国的现实国情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出发，赞同完善集体所有权。
为什么在中国目前社会依然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呢？我们可以对上述五中观点进行分析。就取消集体土地制度所有权而言，我认为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度虽然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要求，甚至可以达到有些人所说的真正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但问题并非那样简单，理由如下：第一，我们是公有制国家，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可能实行私有化在设计农村承包经营户取得农地的所有权的方案时，不能不考虑到人们思想中的这种较为根深蒂固的认识。 “所有权远不只是一种财产权的形式，它具有十分丰富的经济内涵和政治内涵”。第二、社区公共服务因素对可接受性的影响，农村的社区公共服务都是建立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文化休闲、公共安全、公共物品的供给、福利共济等等，构成了社区公共事业的主要内容。这些正是农业社会主义最有价值、最具有制度色彩的东西。因此，从制度理性的角度来看，取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土地个人所有权也是行不通的。第三、农业规模经营的国际潮流对可接受性的影响 ，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是我国当前农村工作的目标，在发达地区，发展乡镇企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在不发达地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依靠农业，而农业经营的规模大小则是决定农民增收速度的重要因素。除极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台湾、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均加强了农地立法，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促使农地规模经营。
实行农地个人所有权的改革思路与农地规模经营南辕北辙。正如有学者指出，农地分散功在一时，损在久远，人地亲合力强的优点抵消不了狭小的经营规模给随后的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损害，而且，农地产权一旦分散，因土地价格、农民的惜土心理等原因，再次集中相当困难。而农业的规模经营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对于经济发达水平不同的地区，只具有层次和进展程度上的差别，所以，实行土地个人所有权将导致土地零碎的格局，致使劳动力和农业机械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必然造成劳动力的闲置和劳动时间的浪费。否定对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农户个人所有权的改造，并非近期即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但其对暂时不具备规模经营条件的地区奠定了规模经营的制度基础。因此，从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来看，也不应当采纳实行农地个人所有权的建议。
另外，根据一些学者对各国的土地制度的比较研究，发现就各种土地制度孤立来看，无法判断它的公平与效率的具体情况。传统观点认为，土地公有是社会平等、公正的象征，但缺乏应有的效率；土地私有虽然具有效率，但失去社会公平。事实上某种土地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除了取决于这种土地所有制本身之外，还取决于具体的土地使用形式和政府的管理方式与体制。土地公有既可以做到公平，也可以产生效率；如果公有制度不具备激励机制，则既不能体现公平，也不能产生效率。土地私有一般是与不公平紧密相联的，但此种不公平可以受到政府的控制；而土地私有的效率也是有条件的，若管理的不好，不仅无效率，反而会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因此，仅以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为主要依据，主张以农村土地个人所有权取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理由本身就是不成熟的，应当重新斟酌。
接下来我们看看土地国有化的观点， 有人认为 将集体土地归并为国有土地进行管理，能够促使低效利用的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主动退出，进行合理流转，顺利化解村庄搬迁改造、旧城改造以及建设项目盲目扩占集体土地等难题。只有实现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归并，才能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完全分离，把土地使用权全部纳入市场，充分显化土地资产价值，建立公开、公平的土地使用权竞争机制，实现土地使用权配置市场化。的确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改革而言，集体土地国有化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能够得到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支持，有利于国土综合整治，有利于土地管理和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节、还有利于农村经济活动尤其是土地经营向现代化、商品化方面发展，且符合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要求，但其在可接受性和可行性方面也存在不少疑问：
1、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对可接受性的影响 。1956年，我国在实行农业合作化时，就曾经有过国有化的提议，当时没有采纳国有化的方案，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农民的误解。 1956年6月15日，农业部长詹鲁言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为什么高级社实行集体所有，而不实行国有？这是因为，土地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容易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也同样可以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如果实行土地国有，反而可能引起农民的误解。”在当时党风、政风相当廉正，各级政府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社会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对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的国有化都存有顾虑，在今天我国受到腐败现象和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严重困扰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应当认真研究和慎重对待。另外，将现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部分国有变为单一国有，还有可能架空现有集体经济，而且这种所有制的超阶段性发展在政府职能模糊不清、政府官员行为的法律界限不明的条件下，有可能重新形成国家对农民的直接干预，而这与农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想悖。可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我国还不具备实施国有化的条件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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